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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歷史上最早的“圣人”——傅說
發布時間:2018年05月14日 點擊數: 【字體: 收藏 打印文章
 

     9月26日至27日,平陸縣迎來了全國第二屆傅圣文化研討會的召開。
     商朝武丁時期的大臣傅說,是中國歷史上最早具有“圣人”稱號的杰出人物。《國語·楚語上》載白公子張對楚靈王的諫諍說:“若武丁之神明也,其圣之睿廣也,其智之不疚也,猶自謂未乂,故三年默以思道。既得道,猶不敢專制,使以象旁求圣人”,于是“得傅說以來,升以為公。”《史記·殷本紀》亦敘述道:“武丁夜夢得圣人,名曰說。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,皆非也。于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,得說于傅險中。”武丁“得而與之語,果圣人,舉以為相。”魏晉南北朝時北魏酈道元的《水經注》述:“河水又東,沙澗水注之。水北出虞山,東南徑傅巖,歷傅說隱室前,俗名之為‘圣人窟’。”(《水經注·河水四》)唐代地理著作《括地志》云:“傅險即傅說版筑之處,所隱之處窟名‘圣人窟’。”(《史記·殷本紀·正義》引)由上可見,傅說自春秋以來,經歷漢朝、魏晉南北朝一直到唐朝,各種歷史記載都稱他為“圣人”,這是從君王、公卿下至廣大百姓一致的認識。《水經注》特別指明,傅說原隱居之地“俗名圣人窟”。這是老百姓所起的“名”,大家都這么稱呼,可知傅說是一位受人尊敬、不同凡響的奇才,他被尊為“圣人”要比春秋末年的孔子早了700多年。
     本版特編發楊善群先生的考證文章《中國歷史上最早的“圣人”——傅說》,以期與有志之士商榷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編 者
     何謂“圣人”?按照古代人的理解,約有這樣三種含義:一是無所不通的人。《書·洪范》:“睿作圣。”孔傳:“于事無不通謂之圣。”二是道德智慧極高的人。《孟子·盡心下》:“大而化之之謂圣。”趙岐注:“大行其道,使天下化之,是為圣人。”三是有某方面專長、造詣至于極頂的人,如詩寫得最好的人為詩圣,草書寫得最好的人為草圣,對茶葉最有研究的人為茶圣,對兵法講得最好的人為兵圣,等等。在上述三類圣人中,傅說應該屬于第二類。他的道德和智慧超乎常人,他的言論尖銳潑辣,切中時弊,使君王武丁為之傾倒,使天下百姓受其惠澤,因而“殷國大治”(《史記·殷本紀》)。以下從幾個方面詳細論證有關圣人傅說的文獻資料、思想言論和事業成就,使中華民族的這位優秀人物、杰出代表永載史冊,受到人們的尊敬和懷念。

一、《說命》是記錄圣人言論行事的不朽篇章

     今傳《尚書·商書》中有《說命》上中下三篇,詳細記錄商王武丁如何以托夢的方式,夢見上帝賜予他“良弼”,于是使百官尋求于天下,最后在傅巖之野找到從事版筑勞動的刑徒說(音悅)的傳奇經歷。當把說請入宮中后,商王武丁立刻舉以為“相”,使他伴隨在王左右。武丁命他“朝夕納誨,以輔臺德”,“俾率先王,迪我高后,以康兆民”,也就是要經常對武丁進行教誨,輔助其道德行為,使遵循先王的遺訓,沿著成湯的軌道,以安定天下億萬民眾。而說也不負君望,經常對王進行開導,講了許多具有真知灼見的話語,對于提高武丁的道德修養、謀劃興國安民的大計,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。《說命》三篇,敘述細致,情意真切,是不可多得的珍貴歷史資料。通過《說命》的記載,傅說作為“圣人”的思想言論、道德風范,乃高大地呈現在讀者面前。
     必須指出,由于流傳渠道的不同,現存《尚書》有漢初伏生從自己所藏壁中獲得、用漢代文字改寫后的所謂“今文”和自西漢以來由各種渠道發現后在民間流傳或藏于秘府、至東晉時由梅頤進獻的所謂“古文”兩部分。《說命》三篇即屬于古文《尚書》。對于古文《尚書》的來源,筆者曾經作過探討,認為它有伏生壁中、孔子宅壁、河間獻王、河內女子、宮中秘府、杜林、孔氏家族等七個方面。由各地發現、民間流傳到梅頤進獻,這過程本身就是一個奇跡。但到南宋以后,疑古思潮逐漸盛行,某些人憑主觀想象,胡編亂造,把大量古籍定為“偽書”,古文《尚書》即遭此劫難。為此,筆者已作文予以辨析,正本清源,揭其原委。學術界同仁也齊心協力,為長期學術冤案進行重審和辨正。
     關于《說命》是真古文獻的考證,筆者已作過專題研究,特別是對閻若璩《尚書古文疏證》中顛倒先后、混淆是非的做法,作了揭露和辯駁。再看《國語·楚語上》記白公子張對楚靈王的諫言,有一段與《說命》相似的文字。這里有兩點值得注意:一是兩文敘事詳略各有不同。如《楚語》記武丁得傅說“升以為公”,而《說命》記武丁認傅說“爰立作相”。《說命》記群臣諫王曰:“知之曰明哲,明哲實作則”;又記武丁作書曰:“夢帝賚予良弼,其代予言。”這些話《楚語》均從略不載。二是兩文用詞各有不同。如《說命》記群臣曰:“王言惟作命,不言,臣下無所稟令”;《楚語》記卿士曰:“王言以出令也,若不言,是無所稟令也。”《說命》記武丁作書曰:“以臺正于四方”;《楚語》記此言為:“以余正四方。”顯然,《說命》與《楚語》兩文所記各有來歷,決非抄襲;《楚語》在陳述時對《說命》較古的用詞改成春秋時的用語,因而又有不同。《說命》之為真古文獻,難道還不清楚嗎?
     還應說明的是,許多注家在提到《說命》時都說“亡”或“佚”:如鄭玄注《書序》曰:“《說命》三篇亡”;王逸注《楚辭》云:“《說命》,是佚篇也”;趙岐注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所引《書》之《說命》文曰:“《書》,逸篇也。”上述這些注家都是東漢人,當時古文《尚書》還在民間流傳,不被官方重視,官方傳授的《尚書》只有今文,因此這些注家遇到今文以外的《尚書》各篇,都注以“亡”或“逸”。李學勤先生也曾注意到這個問題,指出造成這種注釋的原因“是由于《說命》當時沒有官方師傳”。其實,除了官方師傳外,還有民間流傳的渠道,這是不可忽視的。
     總之,《說命》三篇是極其珍貴的古文獻,它記錄了圣人傅說的傳奇經歷,向商王武丁進行諫諍的言論主張和高風亮節,它的價值幾可與記錄孔子言行的《論語》相媲美。

 

二、傅說諫諍言論的閃光點

     自商王武丁把傅說請入宮中、舉以為相,并命他“朝夕納誨,以輔臺德”后,傅說曾多次向商王進諫,《說命》對此有詳細記錄。這里,謹擇其言論的幾個閃光點進行剖析。
     其一,君王要從諫如流。傅說告于王曰:“惟木從繩則正,后從諫則圣。后克圣,臣不命其承,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!”孔傳:“言木以繩直,君以諫明。君能受諫,則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諫之,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而諫者乎!”君王作為一國的首腦,智力畢竟有限,往往會考慮不周而出現偏差,必須聽從大臣和百姓的進諫才能圣明。如果君王欣然受諫,大臣敬順王命而諫其不足,這將是一個多么和諧而不斷進步的社會!孔子也主張對君王進諫。《論語·憲問》記:“子路問事君”,孔子曰:“勿欺也,而犯之。”朱熹注:“犯,謂犯顏諫爭。”孔子自己就曾通過弟子向魯國執政者進諫:“君子之行也,度于禮:施取其厚,事舉其中,斂從其薄”,并指出季氏的行為是“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”(《左傳·哀公十一年》)。兩位圣人主張大臣進諫、君王從諫,前后呼應,一脈相承。
     其二,君王要以治民為重,不能貪圖享樂。傅說進諫于王曰:“明王奉若天道,建邦設都,樹后王君公,承以大夫師長,不惟逸豫,惟以亂民。”這里的“豫”,意為游樂。傅說向商王鄭重告誡:明王奉天道,建國都,下設那么多大小官吏,不是為了安閑游樂,而是為了治理民眾。其言斬釘截鐵,正氣凜然。歷史上的許多君王,不懂這個道理,一登君位便沉迷游樂,結果往往國破身亡。因此,傅說的諫言具有極大的針對性和震撼力。孔子當時也常常遇到君主與執政者貪圖享樂、不治朝政的情況,他便表示憤慨,進行指責。《論語·微子》記:“齊人歸女樂,季桓子受之。三日不朝,孔子行。”他經常感嘆:“已矣乎!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”兩位圣人對君王不能貪圖逸樂的諫諍,也一脈相承,異曲同工。
     其三,君王的語言、決策、用兵、授命,必須謹慎。傅說諫王曰:“惟口起羞,惟甲胄起戎,惟衣裳在笥,惟干戈省厥躬。”其意是說:君王如口出不善,引起羞辱,就會帶來災禍;如用甲胄攻伐不當而起戎兵,就會造成大亂;衣裳在篋笥代表職級,一定要慎重發放給稱職的人;干戈武器在府庫,一定要省察其人德才身堪將帥,然后授予。傅說接著諫道:“王惟戒茲,允茲克明,乃罔不休。”他要君王慎戒此“四惟”之事,信能明政,無不順美。傅說對于君王的教誨,真可謂循循善誘,苦口婆心。孔子當時也經常教誨君主、執政者:如齊景公問政,孔子對曰: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,意即君主的語言、行為,要像君主的樣子。季康子問政,孔子對曰:“政者,正也。子帥以正,孰敢不正!”兩位圣人對君王語言、行為的誘導,如出一轍。
     其四,重視吏治作用,防止官場腐敗。傅說向商王進諫曰:“惟治亂在庶官:官不及私昵,惟其能;爵無及惡德,惟其賢。”治理民眾要由眾官去執行,故官好則治,官壞則亂。在不是民主選舉的制度下,提拔官吏往往看重親朋好友,一些道德敗壞的人則鉆營行賄,謀求官爵。傅說義正詞嚴地指出:“官不及私昵”,“爵無及惡德”,選用官吏的唯一標準就是“賢能”。他痛斥官場的腐敗作風,這需要多么大的勇氣!孔子也非常重視官吏的作用,主張任官要用賢能的人。如仲弓問政,孔子曰:“先有司”,“舉賢才”,即先要設立主持各種事務的官職,并舉用賢才來擔任。魯哀公問:“何為則民服?”孔子答:“舉直錯諸枉”,即舉用正直的人而罷免那些道德敗壞者。兩位圣人主張整頓吏治,斥責腐敗,又是如此默契,步調一致。
     其五,對各方面可能發生的事,都應有所防備。傅說向王進言曰:“惟事事乃其有備,有備無患。”孔傳:“事事,非一事”,亦即各方面的事,比如外敵的入侵,旱澇等自然災害,宮廷內部的紛爭,官場的腐敗等。對于這些可能發生的事,一定要有所防備,如訓練軍隊、積貯糧食、訂立制度、加強督察等,有備才能無患。傅說的這些話,言簡意賅,表現了一個政治家高瞻遠矚的智慧和才能。孔子在其言論中,也有備戰、備荒、防止動亂的主張。如《論語·顏淵》記子貢問政,孔子曰:“足食,足兵,民信之矣。”朱熹注:“言倉廩實而武備修,然后教化行,而民信于我。”兩位圣人政治家考慮全局的防患意識,又是何等的相似!
     其六,對于祭祀等事神活動,不宜過于頻繁,應當有所節制。傅說向王進諫曰:“黷于祭祀,時(是)謂弗欽(敬)。禮煩則亂,事神則難。”此言乃有感于時事而發。商王武丁其時經常進行祭祀活動,因而引來野雞飛上鼎耳鳴叫。大臣祖己及時向武丁訓誡曰:“王司敬民,罔非天胤,典祀無豐于昵。”(《尚書·商書》)意思是說,君王的主要職責在于謹敬民事,民事無非天所繼嗣的常道,通常的祭祀不要用特別豐厚的禮品于近親之廟。祖己的訓誡還比較客氣,而傅說稱商王的行為是“黷于祭祀”,意即濫用祭祀,這是不敬的行為。禮過煩就會亂,達不到奉事鬼神的效果。傅說的諍諫大義凜然,目的是要君王關心民事,愛惜財物。孔子對于鬼神迷信,亦表示要遠離其事。他說:“務民之義,敬鬼神而遠之,可謂知矣。”《論語·述而》稱:“子不語怪、力、亂、神。”兩位圣人對于鬼神的態度和做法,又是如此志同道合。
     其七,人要多聽各方意見,特別是學習古訓,提高道德修養。傅說進諫曰:“王,人求多聞,時惟建事,學于古訓乃有獲。事不師古,以克永世,匪(非)說攸(所)聞。……念終始典于學,厥德修罔覺。”這里傅說反復強調,人特別是君王和各級官吏,要“多聞”,才能“建事”,即辦好各種事情。“古訓”是祖先流傳下來的經驗總結,“事不師古”而要長治久安是不可能的。自始至終經常念念不忘學習古訓,人的道德修養便會在不知不覺中提高,這是極其有用的。孔子也經常申述學習和提高道德修養的重要性,如他說:“學而時習之,不亦說(悅)乎!”“學而不厭,誨人不倦”;“多聞,擇其善者而從之。”子路問君子,孔子曰:“修己以安人”,“修己以安百姓。”兩位圣人在人要多聞學習、提高道德修養方面,他們的意見又是多么一致,甚至所用詞語也十分相似,這決不是偶然的。
     從以上傅說諫諍言論七個閃光點的分析可見,他為人正直,心胸開闊,思想敏銳,關心國家的命運和人民的生活,善于學習,知識淵博,有道德修養,敢于提出不同意見,批評當時的不正之風和陳規陋習。以他的學識和德行,不愧為中國歷史上最早的“圣人”。他的許多言論主張,與春秋末年的孔子遙相呼應,成為上古三代最有影響力的兩個杰出人物。

三、傅說的出身、故里和事業成就

     關于傅說的出身,大多歷史記載都說他是“胥靡”,亦即刑徒、奴隸。墨子曰:“昔者傅說,居……圜土之上,衣褐帶索,庸筑于傅巖之城。”(《墨子·尚賢下》)《周禮·大司徒》鄭注:“圜土,謂獄也。”又“帶索”,即用長繩牽著,其行動是不自由的。《呂氏春秋·求人》記:“傅說,殷之胥靡也。”高誘注:“胥靡,刑罪之名也。”《史記·殷本紀》更直接指明:武丁得說,“是時說為胥靡,筑于傅險”。后說入宮,當了宰相,“遂以傅險姓之,號曰傅說”。這表明,說本為奴隸,故只有名而沒有姓氏;后身份改變,才以勞役之地作為其姓。關于傅說的身份,歷史上還有另一種說法。《說命》孔傳云:“傅氏之巖,在虞、虢之界,通道所經,有澗水壞道,常使胥靡刑人筑護此道。說賢而隱,代胥靡筑之,以供食。”此處謂傅說是“隱”者,當然是自由民,為了“供食”即混口飯吃,便雜在胥靡中筑道。這個說法,與許多記載相悖,且不合情理,可能出于某些人的想象。
     既然傅說出身刑徒、奴隸,為什么會有那么好的學問和道德修養?這可能因為他家道中落,原本有較好的家庭而遭遇到不測之禍,才淪落到如此地步。孔子的祖上原來是宋國的國君,后來在一次宮廷斗爭中被殺,才避難來到魯國。他的父親原本當過邑宰的小官,卻又在孔子三歲時去世了,這使他的少年時代,過著十分清貧的生活。孔子自己就說:“吾少也賤,故多能鄙事。”正是這種艱苦的生活,磨煉了他的意志,養成了他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刻苦學習的作風。傅說的家世雖然在歷史上缺乏記載,但肯定要比孔子更加不幸,遭遇的災禍更多,命運更為坎坷。也許就是這種不幸的遭遇、艱難的生活,磨煉了他的品格,促使他勤奮好學,終于成為一代圣人。
     傅說的籍貫在何處,歷史上沒有明確記載,但他長期在傅巖作胥靡服刑,從事版筑勞動,后又用傅險之“傅”作為其姓氏,因此“傅險”或“傅巖”就是他的故里,應該沒有問題。《史記·殷本紀·正義》引《括地志》云:“傅險即傅說版筑之處,……在今陜州河北縣北七里。”唐代陜州河北縣即今山西平陸縣,現縣北有傅巖遺址、傅相祠和商相傅說之墓,還有大臣村,據說是傅說的生地,這里離當時的殷都不遠。武丁在青少年時期曾經“遁于荒野,入宅于河,自河徂亳”(《尚書·商書·說命下》)。在這個過程中,他在黃河邊上的傅巖結識了從事勞作的胥靡說;登上王位后又派人到傅巖將說請入宮中,舉以為相。因此,傅巖是圣人說的勞作之地、養育之地、奇遇之地和發跡之地,對傅說一生的成長關系極大。可以說,山西的平陸和山東的曲阜,都是圣人的發祥之地。
     傅說是商王武丁的主要輔佐大臣,而武丁時期的甲骨卜辭眾多,傅說的活動應該在卜辭中有所反映。近年經學者研究探索,認定武丁時期卜辭中的人名“甫”(即傅),就是傅說。根據甲骨卜辭的記載,自商王武丁舉用傅說為輔佐后,他曾經指揮王朝的行政、軍事、農業、狩獵、外交等各方面的事務:甫發布或傳達王命,向諸侯下達商王的征伐之命;前往商都附近的城邑處理政務,處置朝臣;管理王朝的重要農業基地,視察種黍及外出主持籍田禮;代替商王出外狩田,率眾進行大規模的狩獵活動;調遣諸侯國的兵力,去阻遏西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擾,等。從各方面的資料來看,這個論證應該是可信的。
     從甲骨卜辭的記載分析,商王武丁時期的功績主要表現在這樣兩方面:一是農業、畜牧業的發展。商王對農業、畜牧業生產非常重視,農耕開墾的土地面積擴大,農作物的產量不斷增加,畜牧業也繁殖興旺。人心安定,國力增強;二是對周邊經常來侵犯、騷擾的游牧部落給予有力的打擊。經過長期不懈的治理與對外征伐,武丁統治下的商朝勢力超過以往任何一位商王,成為商朝歷史上的鼎盛時期。這樣的業績,當然與最高大臣傅說長期精心的輔佐是分不開的。特別是傅說那些金光閃閃、剛正不阿的諫言,會使商王武丁頭腦清醒,時刻想到一個君王的責任。傅說因為遇到英明的君王,使他的才智得以充分發揮。終武丁之世,生產發展,民生改善,四方大部國族被征服和歸附,商朝因為傅說的輔佐而得到“大治”,聲名遠揚。
     綜上所述可見,傅說是商王武丁最主要的輔相:他對商王的諫諍言論,大膽潑辣,精辟深刻,成為商王治國的座右銘;特別是他親自實踐,輔佐商王發展生產,改善民生,富國強兵,傳達王命,調兵遣將,征伐常來侵擾的周邊游牧部落和氏族、方國,擴大疆土,四方歸服,成為商朝歷史上最強盛的時期。傅說以他思想理論的精辟深刻和行政實踐的光輝業績,成為我國歷史上最早的“圣人”。他與東周時代歷來被尊為“圣人”的孔子,在上古三代一前一后、一西一東,各自以其特有的人格魅力和突出貢獻,在當時及后世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,他們都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杰出代表。長期以來,由于傅圣的歷史資料比較分散,研究和宣傳不夠,特別是古文《尚書》的冤假錯案影響深廣,使傅圣事跡的宣傳更增添了阻力。今天,學者們稽古鉤沉,正本清源,讓中國歷史上最早“圣人”的思想理論和治政業績大白于天下,這應該是很有意義的。

作者:楊善群 來源:山西日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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